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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六韬八》

《六韬八》 (第1/2页)

萧寒说:
  
  文启第十四
  
  本篇阐明了要使国家长治久安,必须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:“政之所施,莫知其化;时之所行,莫知其移”。只要顺乎自然,合乎民心,就可以长治久安。其次对民众要实行教化,进行“群曲化直”的工作。为此要注意,正人先正己,“圣人务静之,贤人务正之”。强调因势利导,通过教化使人心昆顺,“太上因之,其次化之”。同时应倚省刑罚。这样,“民化而从政”、“无为而成事”,就会出现“各乐其所,人爱其上”的局面。
  
  文王问太公曰:“圣人何守?”
  
  太公曰:“何忧何啬,万物皆得;何啬何忧,万物皆遒,政之所施,莫知其化;时之所在,莫知其移。圣人守此而万物化,何穷之有,终而复始。优之游之,展转求之;求而得之,不可不藏;既以藏之,不可不行;既以行之,勿复明之。夫天地不自明,故能长生;圣人不自明,故能名彰。“古
  
  之圣人,聚人而为家,聚家而为国,聚国而为天下,分封贤人以为万国,命之曰大纪。陈其政教,顺其民俗,群曲化直,变于形容。万国不通,各乐其所,人爱其上,命之曰大定。呜呼!圣人务静之,贤人务正之。愚人不能正,故与人争。上劳则刑繁,刑繁则民忧,民忧则流亡。上下不安其生,累世不休,命之曰大失。天下之人如流水,障之则止,启之则行,静之则清。呜呼,神哉!圣人见其所始,则知其所终。”
  
  文王曰:“静之奈何?”
  
  太公曰:“天有常形,民有常生。与天下共其生,而天下静矣。太上因之,其次化之。夫民化而从政,是以天无为而成事,民无与而自富,此圣人之德也。”
  
  文王曰:“公言乃协予怀,夙夜念之不忘,以用为常。”
  
  它的意思为:文王问太公说:“圣人治理天下应遵循什么原则?”太公答道:“无需忧虑什么,也无需制止什么,天下万物就能各得其所;不去制止什么,也不去忧虑什么,天下万物就会繁荣滋长。政令的推行,要使民众在不知不党中受到感化,就象时间在不知不党中自然推移那样。圣人遵循这一原则,则天下万物就会被潜移默化,周而复始,永无穷尽。这种从容悠闲无为而治的政治,君主必须反复探求。既已探求到了,就不可不藏于心中;既已藏于心中,就不可不贯彻执行;既已贯彻执行,就不必将其中的奥秘明告世人。天地不宣告自己的规律,而万物自会按其规律生长;圣人不炫耀自己的英明,而自能成就辉煌的功业。
  
  “古代圣人把人们聚集起来组成家庭,把许多家庭聚集起来组成国家,把许多国家聚集起来组成天下。分封贤人为各国诸侯,把这一切叫做治理国家的纲纪。宣传弘扬教化,顺应民俗民情,移风易俗,把邪僻转化为正直,各国的习俗虽然不同,但能使民众安居乐业,人人尊敬爱戴君主,这就叫做天下大定。唉!圣人致力于清静无为,贤君致力于端正身心,愚昧的君主不能端正身心,所以会与民众抗争。君主政令烦多,就会导致刑罚繁苛,刑罚繁苛就会造成民众忧俱;民众忧惧,就会流散逃亡。上下不安生业,社会长期动乱不休,这就叫做政治大失。天下人心的向背如同流水,阻塞它就停止,开放它就流动,安静它就清彻。唉!真是神妙啊!只有圣人才能看到它的萌芽,并进而推断出它的结果。”
  
  文王问:“怎样才能使天下安静呢?”
  
  太公答道:“天有一定的变化规律,民众有经常从事的生业。君主能同民众共安生业,天下就会安静。所以说最好的政治是顺应民心进行治理,其次是宣扬政教以感化民众。民众被感化就会服从政令。所以,天道无为而能生长万物,民众无需施舍就能丰衣足食、这就是圣人的德治。”
  
  文王说:“您的话深合我意,我将朝思夕念,时刻不忘,把它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。”
  
  萧寒又言道:“
  
  本篇的中心思想就是要使国家长治久安,必须实行“无为而治”。汉初“文景之治”的出现,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结果。
  
  前朝秦王朝的残酷统治,几乎耗尽了民众的脂膏,接着又是长达七年遍及中原大地的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,田园遭践踏,庐舍被焚毁,“使天下之民,肝脑涂地,父子暴骨中野,不可胜数,哭泣之声未绝,伤夷者未起”。经济残破,人口锐减,人民贫穷到了极点,封建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。“民无盖藏,自天子不能具钧驷,而将相或乘牛车”,前朝枭雄刘邦及其文臣武将,大多出身于社会下层,对民众的疾苦,有着较深切的感受。他们作为农民军的领袖,转战南北,亲眼目睹了强大一时的秦王朝土崩瓦解的全过程,对秦朝灭亡有着极深的感触。因此,在汉朝建立后,调整统治政策,选取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。曹参任齐相时,“其治要用黄老术”,“大称贤相”。萧何死后,曹参继任汉朝相国,在全国提倡黄老之学。汉文帝、汉景帝等人,都笃信黄老之术,使汉初六十多年形成了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的黄老政治。其核心内容是轻摇、薄赋、节俭、省刑,无为而治,与民休息。
  
  汉初两次下令免奴婢为庶人,使相当数量的奴婢获得自由。刘邦还下达了“故秦苑囿园池,令民得田之”和“复故爵田宅”的诏令,增加了劳动力,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。汉初赋税和徭役同秦朝比,减轻了许多。从高帝到文、景,田租、口赋、算赋逐年减轻,甚至有时全部免掉。汉初的摇役,
  
  规模小,又有节制,从不超期,从而给劳动人民提供了较充足的劳动时间,对社会的安定也起了重要作用。废除秦朝的严刑苛法,劝课农桑,文帝多次指出农为“天下之大本”,“民所恃以生”,“道民之路,在于务农”,因此多次下诏劝课农桑。同时,文、景等皇帝以身作则,大力提倡节俭之风,认为“雕文刻镂,伤农事者也;锦绣纂组,害女红者也。农事伤则饥之本也,女红害则寒之原也。”
  
  汉初无为而治、休养生息的政策,使社会经济很快走上了复苏之路。“孝惠、高后之间,衣食滋殖”,“及孝文即位,躬修玄默,劝趣农桑,减省租赋。而将相皆旧功臣,少文多质,惩恶亡秦之政,议论务在宽厚,耻言人之过失,化行天下,告讦之俗易。吏安其官,民乐其业,蓄积岁增,户口寝室。风流笃厚,禁网疏阔”,出现了一派和平安宁兴旺的景象。
  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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